高等教育精神的缺失的由来

失忆二：高等教育精神

有些北美的核心家庭除了其他主要开支外，还要负担下一代的四年大学或专科教育费用。这项开支已变得跟买车一样必要，而原因也相同：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找工作就会很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众所皆知，接受好教育能够改善个人及其在社会上的机遇。然而，文凭与教育并不见得是一回事。

颁发文凭，而非教育学子，俨然已成北美大学的主要职责。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雇主一方。但就眼前来说，它确实有利于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 (也就是人事部门的新称号)。负责筛选出成功求职者的主管都希望他们具有良好的特质，比如有毅力、有抱负、有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而获得四年制大学的学位，不论是何种专业，似乎至少能保证这些特质。从政府机关或公司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角度来看，高等学府等于已经做好了筛选应征者那烦琐的初步工作。而从应征者角度来看，不管自己能力学识多强，履历表上要是没有一两个有分量的大学学位就根本不可能被考虑。文凭，并非如天真的毕业生所以为的，就是取得工作的保证。其实它还更基本、更必要：它根本是求职时会被考虑的保证。

就这样，大学文凭制度为雇主有效地整合了这种保证服务，在过去朴实的年月里，这是由童子军一级或鹰级标志所提供，或者，在更古老的时代，由徽章院对初入社会者颁赐(用以与下层阶级作区分的)徽章的垄断权所提供的。徽章其实并不保证它的拥有人会使用弓箭或战斧——那不是重点。

今天的学生们非常清楚自己用四年青春和全部学费、生活费所买到的是什么。有个专业的文凭固然绝对必要，而有个热门又高薪的行业的专业文凭更是理想，因此学生入学统计等于已变成股票市场表现的非正式参照表。2002年夏天，当网络及其他高科技股票大跌时， 《华盛顿邮报》对华盛顿特区一带的各大学电子工程系大学部的入学统计人数作了调查：

今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系大学部入学人数将下降 25%，降到 300 人。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打算修习电子工程的入学新生今年减少了一半以上……在1997年，有电子科学及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学校共颁发了8 063个计算机博士学位文凭……此数字之后不断上升，至 2001 年升到了17 048 个……去年，乔治·梅森大学的 2 000 多名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学生之中，有900名是主修电子科学。今年该系的入学人数降到 800，不过新设的更基础的信息工程系则吸收了200 名学生……该校的一位院长说：“人数减少了些，其实也让人松一口气。尤其以这一行业近来的情况，学生们可不愿意花4年时间念一个学位而到头来却找不到工作。”

这篇报道中另外引用代表学生观点的两段话却提出了导致这一转变的不同原因。其中一位转到工程系的学生表示，他想做“比计算机更有社会性、更有意思的工作……何况，现在靠那个找不到女朋友啦”。另一位转到商业营销系的学生则说：“对我们这年纪的人来说，科技是很自然的。现在已经不再迷入了。”而《华盛顿邮报》指出，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却做出相反的预测，认为“2000～2010年间软件工程师将会是成长最快的职业，而其他计算机相关行业则紧随在后”。所有大学都有它自己的亚文化，而各系所也一样，甚至到了彼此漠不关心、相互憎恨的地步，因此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颁发文凭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成为高等院校的主要任务。最早察觉到这个变化的是学生。在那个时代的动荡中，学生之间有着一种怨言，即他们感觉在教育方面被欺骗了。他们期待与老师间有密切的个人关系，然而老师早已变成了没人味的大教室中的遥远人物。学生们抗议：文化的传承已变得不再有与以身作则的智识人物亲身学习交流的机会。然而学生们 10年后就不再抗议，很明显地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高等院校以颁发文凭为主职且教育费用已成为迈入成年期不可免除的入门费的这些事实。假设学生申请一项贷款来支付求学开销，那么他在贷款付清时可能已步入中年早期。贷款背后的保证也就是那张宝贵的文凭本身。

“根据调查，大学文凭价值百万”, 2002年7月我家乡的早报这么告诉我。多年来，每年夏天读者们都被灌以类似的讯息，再佐以政府或是学校自己提供的统计数字来加强它。这次的调查是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所作的，报上说它指出： “高中学历的全职工作者在25~64岁之间可以賺得约120万美元的收入……而大学及更高学历还能带给你更高的终生收入：医生、律师及其他专业学位约为440万美元，大学毕业生约为250 万美元。”

这篇新闻在报道到这一点时，被称为“高等教育促进团体”的美国教育评议会中的一位决策分析师（想必他也有个可以认证他头衔的学位)也附和地加入了以下的警训：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把念大学看作一种投资，不过我相信他们的父母是一定会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那些在边缘徘徊的高中生相信念大学真的是很值得的事。”这项调查发现，具有专业学位的男性比“同等教育程度”的女性有可能多赚约200 万美元，一般认为这项差别是女性生育孩子而损失的时间所造成的。

这些美国的风潮也吹到了加拿大，当然佐以一贯的时滞。在被一位困惑的家长问到“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改变我们对公共教育的看法的？”时，多伦多市的一位媒体评论员在一篇2003年发表的文章中说道：“今天的年轻人脑中已被灌入一种思想，认为高中以上的教育是找到好工作的钥匙…它不再被视为社会对其下一代的投资，它被视为学生们对自己的投资。”这位作者将加拿大转变的关键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追溯出其原因为自那时起直至90年代的公立大学经费不断削减，而入学人数却自1975年的高中毕业生的15%增至2001年的20%,教育家及立法人士预期在最近的未来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25%。

像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所抗议已不复存在的那种伟大的一流教师，他们人数的增加未能跟上入学学生人数及课程数量的增长；教授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时间和精力花在与学生的面对面接触上。这种落差被一些不断在学校之间跳槽以期获得终身教职的所谓“吉普赛教授”以及研究生助教所填补。要改的学生卷子那么多，足以应付的老师的数量及质量跟着降低，因而改变了考题的性质。有些考卷变得只有是非题及“以下何者为是？”之类的选择题，只适合机器人回答和批改，而不是对批判性思考及理解深度的刺激与评断。

与此同时，教育行政与立法人员为大学教育已成为成长型产业感到欣喜不已，并渐渐从营利性企业以降低成本来因应扩张市场的这种做法中汲取经验来控制学生规模问题。而产量的提高，用拿到文凭的毕业生人数来衡量，比用受教育的毕业生人数来衡量要容易得多。量胜过质。

提供应用艺术及科学方面的两年制学位文凭的社区学院则是生命里的中间站，像是传统欧洲交通安排里的二等车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为社会经济提供了医院诊所的各种技术人员，建筑及工程公司的绘图员，电视剧、剧场和展览会所需的平面、灯光、服装设计师，以及其他各种技术工人。社区学院通常都在教育、训练及文凭之间保持着令人嘉许的密切关系。然而如今也濒临文凭与教育脱节的边缘。在我的故乡——加拿大安大略省，少数几间社区学院已经自我提升到“精英水平”,因为它们取得了政府执照，可以颁发4年学位的文凭，盖过了原来所授证书的地位。此一改变的推动力来自社区学院的行政人员，虽然他们对此举是否合适也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它会“影响民众的机会”。有一赞成者认为他的学院需要能授予学位的执照， “让我们学院能在一个学位就像流通货币一般的复杂社会经济中具有竞争力”。说得粗糙点，头等精英级的车票要比二等舱的车票来得贵。“大学学费 11 年内涨了 135%”，一家报纸在报道加拿大人口普查局2002年的统计分析时下了大标题高声疾呼。预算削减导致政府经费远远落在15年来累积的通货膨胀之后。在这篇涨价的报道之后还附了全国学生联盟主席的一段评语：“现在不只是穷之又穷的阶层才被拒于大学门外了。入学下限正沿着收入阶梯慢慢往上爬。”

既为流通货币，文凭自然也会吸引伪钞制造者。所以，（没提到自己文凭的) “专家们”估计30%的求职者会假造履历表，也就不足为奇了。旧金山的一位前任市长在获知他的警察局长谎报大学学位时，不屑地响应道：“我真不知道哪个人没在履历里撒过谎。”不过，若说企业界领袖竟也难敌这种诱惑，这就令人惊讶了。在经历过通用汽车公司主管的不成功生涯之后，著名的眼镜片及眼药制造商博士伦公司成功的总裁，被人检举并不拥有其自传资料中所说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的能力已由他公司的董事会肯定，不论是他个人或公司也都未曾因这项发现而受到损失，只不过公司股票曾有一次突然但短暂的下挫。其他的公司主管就没这等好运了。维尔软件公司(Veritas Software)的总裁就因谎报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被开除，还有其他被公然羞辱的例子。其中一位告诉记者：“可能是我过去觉得没有安全感，结果反而越弄越糟。”而那位博士伦公司爱面子的总裁应该得到最佳“事不关己奖”,他对记者说：“这样的错误信息出现在关于我背景的公开文件中，我感到惭愧。毕竟仔细校对这样的资料并查证事实原本是我的责任。”

文凭崇拜是20世纪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间接遗害。就像北美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回溯到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就很难理解文凭崇拜的源头和魅力。

与20世纪遭受饥荒、种族灭绝、种族净化、迫害、轰炸或战败的国家社会相比，美国在1930~1939年间所受的实物及财政困难算是轻微的。然而，经济大萧条对于美国人民确实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点是与其短暂的持续时间和相对轻微的痛苦完全不成比例的。没人知道当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作和储蓄都消失了，而社会进入完全停滞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便是在7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争论着经济大萧条的起因。集体失业是最严重的惨剧。在最糟糕时，它令美国和加拿大约25%的工人在家赋闲；某些更惨的地区百分比甚至更高。如果我们了解多少人得直接或间接地仰赖那些失业工人，就知道除了特别富有或受保护的人以外，失业及其连带效应其实几乎影响到每一个人。政府的就业指南计划和准福利计划(有些确实极具创意与建设性)是起了些作用，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况且它们也有自身的不稳定性和缺陷。

有些人在经济大萧条的大部分岁月都在排队等着临时的工作机会，等着已破产的公司迟迟不发的薪水，等着倒闭的银行里已消失的存款，等着一碗汤或一块隔日的旧面包。我们在当时的照片里可见到一排排焦虑消瘦的脸颊。还有举着标语的示威群众，在骑着马的警察及高举着的警棍之下畏缩着。示威者带着无比的勇气，花费了无法计算的时间、攒下来的存款和希望，献身于自己所幻想最终是有益的政治活动。比较平静的智谋活动，例如科技专家政治、社会信用制、 “消除加州贫穷”(厄普顿·辛克莱未获成功的州长竞选活动平台)，对许多人来说是种宽慰。还有人忙着对抗提倡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或其他激进主张的人。这里面有些人以及他们的反对者都进了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委员会”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档案里。

不过，想渡过经济大萧条的大部分生活尝试都完全没有记录在照片中；只是偶尔在电影和音乐中触及。不习惯于赋闲而不被需要的人总能想办法让自己有事做；但即使是一般认为可汲取学习经验的无薪工作那时也不好找。建筑师们都去构作以恐怖又无人性的乌托邦城市为主题的拼图游戏或假想图，找到客户就卖。我找到为期一年的一个无薪的工作，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一家早报社。主编需要再找一个记者，但又没钱雇人。我给报社写新闻稿以换取他属下的慷慨报道。虽然那报社是加入了公会的(斯克兰顿拥有美国第二个地方报业公会），但没人出来抗议我经济大萧条期间的临时交换协议。对于个人来说，失业最糟的副作用是反复被拒绝，还加上随之而来的屈辱和失败的压力。很多人都绝望地认为在这世上已无容身之地。在当时，这种绝望看似永无止境。生命就将永远如此?一种无解的、无来由的东西吞噬了所有人的憧憬与计划。

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或青年（像我那时就是），生活其实还不算太惨。我和朋友们把被拒、穷困和求职过程中遇到怪人等各种经验编织成故事，谈笑间倒也乐在其中。而对于30多岁的人就难受多了，他们刚刚才在原以为将是人生事业的工作之中起步，结果一切化为乌有。对于四五十岁的人，被拒和赋闲就是致命的了。我有些朋友的父母亲在生命中遭受泄气的打击之后就再也无法恢复与自我、家人和社会之间的平和。同时这对负责养家的男人来说，也要比对一般婚后献身家务和生儿育女的女性来说更加痛苦。

我父亲是个 1 周 7 天长时间工作的医生，虽然疲累却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心情，因为人们需要他，也更因为他热爱他的工作。可是他也像别人一样要为生计担心。在我们小城主要的工业是开采昂贵高级的无烟煤，而那儿的经济大萧条更加严重，因为它其实因长期痛苦的罢工和随之而来的丢失市场而早在4年前就开始了。

我父亲的病人中没几个付得起钱，因为集体失业的影响已经到处可见。1936年一个周六晚上，他告诉我他必须每天赚进48美元才够支付他的办公室房租、订阅的医学期刊、办公室耗材，以及护士薪水。在我听来那是不可理解的一笔庞大数目。当时我在纽约一家随后倒闭的糖果工厂里当速记员，一周才赚12美元。他告诉我他那天因为刚好打平而松了口气，多亏他在自己诊所及兼职的医院里12小时的专心勤奋工作。他的情况并非特例。无数自认为国家栋梁的美国人都不辞劳苦地持续工作以渡过难关。

当停滞解除的时候，最初在 1938~1939 年军事经济起飞，接着在1942年美国加入二战时的复苏，这段时间的变化有如奇迹一般。对于1937年去世的父亲而言，它来得太晚。人人都知道为了以战争换来的工作与繁荣而兴奋是残酷的；但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为如大旱后的甘霖般突然而来的好工作和加薪心怀感激。看来这世界确实需要我们，也有我们的位子。

战争结束后，在胜利的狂喜和马歇尔计划及朝鲜战争带动了小规模的经济繁荣之际，北美洲出现并确立了一种共识。如果它当时被说出来，就会是：“我们能忍受并克服有意义的考验。但我们今后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再忍受大规模失业的无意义惨剧了。”

文化能为自己找到目的，坚守不渝，并将之提高为生命的目的和己意义。举例来说，在古罗马，为国效力是第一优先的文化目的。当共和国成为帝国之后，诗人维吉尔（Virgil）在曾被奥古斯都皇帝恭敬地引用的《伊利亚特》史诗里的一段话中作了小小的演绎：“罗马人，你们的职责是：治理百姓，维护和平，饶恕被征服者，抑制狂傲者。这些是你们的特有才华。”

在中世纪的西欧和早期的清教徒殖民的美国，生命的目的，在经过黑暗时代的改造之后，变成了为基督教天国而作的自身及他人的灵魂救赎。

美国建国期间，哥白尼、牛顿、笛卡尔等派系的启蒙运动继承了中世纪主义及文艺复兴，文化的目的变成了国家独立。为脱离英国的战争所作的宪章被称为“独立宣言”,以及7月4日被称为“独立纪念日”,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随着自由而来的是一种崇拜，这种崇拜以“自由钟”和法国大革命的宗旨为主要象征。独立及自由之后接着的是其他相关的自由，其实也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自由：各州政府的政治自由，即独立之延伸，和废止奴隶制的社会自由，即自由之延伸。在美国内战之后的数十年中，以及在暂时化解了自由理念冲突的流血冲突中，美国文化并没有形成关于生命目的的明显共识，虽然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观念，比如美国西进运动的天命论，在19世纪40年代因墨西哥战争、兼并得克萨斯州、购买加利福尼亚州及新墨西哥州而达到高峰。天命论在世纪之交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延用到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当时的西班牙美国战争就是美国人为了要表明对西半球的统治权。

20世纪初及其前后的几十年是改革的酝酿期，当时美国人为了要完善自己的社会，致力于消除童工、开放女性投票、打击贪污欺诈、设制公共健康措施、禁酒、废止垄断贸易、从国家公园开始推动环境保护(罗斯福总统的最爱之一)、改善工作环境及保护劳工权益，以及推动许多其他的实际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提倡者都于其中倾注全力，仿佛这些目标就是生命的目的。

这种改革精神持续到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动的“四个自由”,连接了经济目标(免于匮乏的自由)与人权(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他要巩固这些连接的实际措施，包括在罗伯特·瓦格纳提案下成功地提倡劳资双方集体谈判（之后成为美国《劳工关系法》),以及由他创设起了规范作用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给企业信息披露与控制公司股票的投机操作定下了章法。而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则以她毕生致力于小型改革运动的经验，转向推动联合国事业，最显著的是推动联合国纳入普世的人权宣言，这，些都是她的主要功绩与成就。在这些可能成为美国人生命目的的竞争项目中，有一项最后似乎脱颖而出，没跟着大量欢呼，只被简单安静地接受：美国梦。也就是白人的每一代，不论是移民或土生的，都能比上一代更成功繁荣的这种理想。

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文化把生命目的诠释成具有全职工作的保障，也就是饭碗。我们可以说，直至今日这一直都是美国人的生活目标，虽然这生活目标的竞争对手还有与苏联的冷战，甚至可能还包括最近的反恐战争(其战后重建与美国公司承包合同挂钩，给了美国人饭碗的保证）。

那么各个文化究竟是如何揭露其关于生活目标的理念呢？文化目标能让犯罪者及目击者都将暴行视为正义。古罗马共和国攻下迦太基是一幕残杀无辜无助的场景，正史有载；而罗马人却引以为荣，因为他们将之视作为了保卫国家而先发制人的正义行为。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们在中南美洲的抢掠和杀戮，同样也是以这种为灵魂求救赎的文化动力，来为西班牙的传教士所付出的劳力、冒险和牺牲找到借口。十字军士兵和国王们对中东的伊斯兰“异教徒”和法国的基督教异端所作的侵略；欧洲的天主教法庭审判官和新教徒的女巫搜捕者所犯下的凌虐和处决；犹太人所受的迫害和强迫皈依；英国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所受的压迫–这些种种及其他更多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全都是借着击败魔鬼和拯救灵魂的正义之名而施行的。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预算法案，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个史无前例的实体庞大与经费巨额的政府计划。这个计划的表面目的是让居民及工作者能在紧急状况时迅速有效地撤离城市(一种罗马帝国式的目的)。然而经济大萧条的记忆犹新，人们立即认出这个计划原本的严肃的目的，即全职工作；就业的保证，包括筑路，设计、制造与维修车辆，炼油、运油及加油。此计划在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所举办的开工庆典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演说中谈到关于以汽车作为经济及就业的主要支柱时，就承认了这个目的。选中汽车工业作为达到增加就业(这个宏伟的生活目标)的手段是那么地恰当，几乎变成像是无可避免似的。对于有能力拥有汽车的人来说，汽车充满了对美国先民生命目标的浪漫联想：独立、自由、比自己父母能买更好的车所象征的成功–从庞蒂亚克牌（Pontiac)升级到别克牌(Buick)。没有人比市长们和其他民选代表们更能认可和赞同高速公路系统可增加就业的这项目标了。美国社区因短视而导致的毁灭就是这样以全职就业的正当理由而被轻易地牺牲掉的。建设高速公路与社区价值(或其他任何价值)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一个公式，它一直持续到了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恐惧记忆已经褪去之后。美国一方面推动贸易全球化，同时却补助本国农业而严重伤害了非洲贫困的经济；增加加拿大伐木及巴西钢铁的关税；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这些在外国人看来，都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美国的贸易谈判官和游说者看来，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其实每一个都是为了增加美国国民就业机会而精心设计的政策。有何矛盾可言呢？

任何一个执意要破坏现有生态环境的机构，包括政府机关，都会理直气壮地以未来可能造就的就业机会，或是若不做此丑行的话会有多少失业可能，作为借口来说服人们或恫吓反对者。直至今日，一般认为没有别的不幸（包括全球变暖）是比失业更惨的威胁了。2002年，当加拿大的北极圈毫无疑问地在迅速缩小时，安大略省省长被问到，他是会支持加拿大总理所声明的要遵循《京都议定书》来降低能使气温升高的石油废气排放量，还是会跟随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一起去反对此议定书。省长答道：“在我们南边的美国邻居（上帝保佑他们)对废弃物排放量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让自己吃大亏，让安大略省丢掉几十万份工作的。”

这可不是经济大萧条在美加边境的两边同时发言吗？就崇高文化的生命目标而言，让人人有工作不至于像大多数的文化理想那么残忍和自欺。但，就像我祖母过去常说的：“道理要怎么说都行。”

反恐战争是否已取代了就业而成为美国人的生活目标还有待验证。轻易地抛弃了快速审判权、没有律师或正式控告不得遭拘押的保障、隐私权，以及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等等，都说明了击败假想的恐怖分子的紧急状况已经优先于其他的价值观了，包括经济节约。就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指出的，放弃民权就是“导致广泛的商业盗窃和诈骗的快捷方式”。或许我们得等到控制中东石油的新办法出现，以及阿富汗及伊拉克重建之后，才能知道美国人的生命目的是否真的已从就业和牟利转向了其他。人们说得对，历史仍然活在今天。文凭主义之发端就是如此。文凭主义的起源一方面来自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因为苏联发射的史波尼克人造卫星（Sputnik）抢了先机而生的羞辱与忧心；一方面来自对记忆犹新的经济大萧条的惧怕。文凭主义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现的，当时那里的大学行政主管们突然觉悟到，现代经济发展，不论是征服太空或别的领域，全赖人民的知识储备–之后这项资源被称作人力资本。而社会发展中最有价值的文化产物——工作-—也是要靠知识。这些行政主管们是对的，他们挺聪明地推论出自己的院校能培养并认证越多这项重要资源就对大家越有好处。

起初这项目标与行政主管们期待自己学院能提供的教学品质之间并无矛盾。但在60年代这个矛盾渐起，部分原因是大学在与支持它们的社区互动时，同时担起了过多的新责任。在“多样大学”(multi- versity)的市政招牌下，他们执意要促进其聪明过人的脑子所锁定的一切好事。但他们根本没把文凭主义提高到超过教育之上，反而快速扩张了教育的定义，以拥抱任何看似有用的技能，从成本效益分析到市场营销。这些教育主管当然没料到，膨胀的野心加上有文凭的毕业生能给社会带来财富的这种允诺，将会如何改变大学的本质。

社会中的任何一部分向来都是与其他方面息息相关的。就这个例子而言，“多样大学”的教学扩张就与美国政府为退伍军人办的一项建设性计划有关系。

二战及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政府给那些有兴趣进入大专院校且合格的退伍军人提供了学费并且大加鼓励。数万名（包括许多家中从未有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国退伍大兵抓住了这个机会。整体而言，退伍军人明显地比应届高中毕业生更认真地去申请入学，他们也占满了入学新生的名额。但当这一轮的退伍大兵学生人数枯竭之时，各大学都开始怀念他们那种渴望学习的热诚，还有他们带来的政府保证的学费。颁发文凭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成长型的产业，也正值各大学都需要以此解决自身问题之时。

从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观点看来，文凭发放越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成长型产业，它就越会支配控制教育的本质。老师们对班上只想低空飞行过关毕业而无心学习的学生必然感到绝望。有心学习的学生们也对于学校将自己视为可以高效率加工处理的原料，却不把自己当作对人生充满好奇的活生生的人，而感到绝望，并且也开始怀疑自己为何要把时间和金钱丢进未来上班生涯的这段前奏之中。

其实，确实还是存在求知若渴或是具有这种潜力的学生，也确实有热爱自己的学科而热衷于传道授业、继续研究的老师。但是会优先去尊敬和满足这些人的学校越来越少，这也是由于各种现实困难的压力。英国的一些教育工作者也开始担心那里类似的趋势。我的感觉是，在校大学生念过大学的父母或祖父母们都不会察觉到今天的求学过程与自己当时的经验之间已改变了多少，而且在校的大学生们自己也不会知道，就因为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别种过程。而只有经历过这种损失的教师，才明白社会已失去了什么。

一个能不断作修正性和稳定性改进的活泼文化必得仰赖其受过教育的国民，特别是他们的批判能力和理解深度。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再生性能源之生产与配送方面已经落后了。至于北美洲大陆被呵护有加的汽车及公路工业，又是多么停滞不前！几十年来，汽车工业在生产及设计上的改进都是来自他国，尤其是日本和德国。虽然讨论和苦思不断，但郊区无限制扩张的浪费和郊外社区的缺乏等问题的解决，一直遥遥无期；市内交通问题亦无法解决，这些在下一章中将会涉及。而这些也都跟“舍教育而拜文凭”的风气有关。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